夏光：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需整体优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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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采访人：见习记者郭婷
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也是影响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已进入“十二五”最后两年，全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十三五”发展规划已在积极谋划之中。这都要求我们对生态环境形势进行客观、科学评价，辨识未来生态环境风险。我们想知道，我国目前存在哪些生态环境风险？如何应对这些生态环境风险？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具有一定的趋稳向好态势，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长期的空气污染还可能使我们的下一代无法成为身强力壮的人，虽然耐受力很强，但力量很弱或者说机能很差。这是关系到未来民族素质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我国未来生态安全的主要风险来自污染事故和突发事件。我国目前正在运行的经济体系，包括各种设备和设施等，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建成投产的，现在进入了跑冒滴漏的高风险期，环境风险在加大。
当前和未来我国存在哪些生态环境风险？
存在环境质量风险、人群健康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生态安全风险、区域平衡风险、国际影响风险。
记者：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形势如何？存在哪些生态环境风险？
夏光：分析生态环境风险，主要是依据现有生态环境状况，参考各种政策因素的变化趋势，对未来生态环境问题发生的方向和程度进行预测或展望，其结论既有必然性和可信性，也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有待未来实践检验。
总体上看，当前和未来我国生态环境存在几大风险：环境质量风险，人群健康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生态安全风险，区域平衡风险，国际影响风险。我国生态环境变化趋势比较复杂，问题仍然突出，风险有增有降，前景可能转好。
记者：近两年来，我国雾霾频发，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也日益严重。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当前的环境质量风险处于一个高发的态势？
夏光：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具有一定的趋稳向好态势，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从空气污染的情况看，按照监测指标的显示，相比于过去煤烟型污染和沙尘很重的年代而言，很多城市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近两年，许多城市的灰霾现象有所加重，2013年全国先后有30个省份遭受了雾霾天气侵袭。对于局地性、常态化出现在大城市上空的灰霾，浓度高、时间长、近地面，侵蚀健康于无形，治理不可延怠。
从水污染的情况看，“十一五”以来，我国一直把防治水污染作为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实施了许多流域污染防治项目。大尺度的水污染问题，如大江大河、大型湖泊、城市水系的污染问题，有所改善或进展较大。但小范围的局地性水污染问题，如居住环境脏乱、小流域水污染、农村小溪小河环境退化等，有一定加重或蔓延之势。总体上看，未来水污染防治的压力很大，难以根本解决。
土壤污染不像水污染、大气污染那样能直观看到，所以对土壤污染的评估更加依赖监测和调查数据，然而恰恰是这个最需要数据来说明情况的地方，却最缺乏数据。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我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也是主要的环境质量风险。随着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农村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突出表现为工矿污染压力加大，生活污染局部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此外，我国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水土流失面积达294.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0%，自然湿地萎缩，河流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呈现下降趋势。
记者：人体健康风险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近两年我国肺癌发病率上升，很多人将其与日益频繁的雾霾天联系起来。肺癌的高发是否与空气污染有直接关系？
夏光：国内外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短期暴露于高浓度大气污染物，将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国内的统计数据显示，近40年来，我国吸烟人群几乎没什么变化，但目前肺癌发病率却在不断增长，因此有人认为，这与当前我国的雾霾天直接相关。对于这个问题，专家表示，肺癌的发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吸烟和大气污染外，还有室内空气污染、职业致癌因子、电离辐射、饮食因素、病毒感染、真菌毒素、内分泌失调、家族遗传等。另外，人口老龄化也是我国肺癌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有专家研究了我国大气污染和居民健康风险问题，得到一个发现是我国空气污染相关的发病率比西方国家低。这个结论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我国空气污染比西方发达国家严重，为何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反而比西方国家低呢？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长期在空气污染中生活，导致整个群体对空气污染的承受能力变强了。但绝不能就此认为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可以忽略，因为空气污染具有长期的健康影响，也许10年、20年以后，我们会集体发作某种肺部或者是呼吸道方面的疾病？这种风险应该提前预见到。长期的空气污染还可能使我们的下一代无法成为身强力壮的人，虽然耐受力很强，但力量很弱或者说机能很差，这是关系到未来民族素质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有不利影响，这是普遍接受的常识，因此，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和调查还没有直接得到关于污染程度对健康的定量影响，但环境污染严重导致疾病增加，应该是合理的推论。
记者：近几年来，我国环境群体事件屡屡发生，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您如何看待环境问题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夏光：近年来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有所增多，这种情况的实质是环境问题的后果在由不同人群承担过程中，增大了社会不公正性，引发了社会群体事件。可以说，这种上升趋势有不可避免性，这是环境形势的新特征。
近几年各地环境污染事故或事件明显增多，如云南铬渣污染事件，安徽怀宁、浙江德清、广东紫金、湖南衡阳血铅超标等。自1996年以来，环境信访和投诉数量保持年均20%多的增速，儿童血铅超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仍呈高发态势。这些事故、事件与群众健康关系密切，公众关注度高，赔偿成本和维稳成本大，都表明我国环境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公众由过去对环境问题知之甚少或无暇顾及，逐步转变到十分关注和坚持维权。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存在着生态安全风险，这种风险目前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夏光：我国未来生态安全的主要风险来自污染事故和突发事件。经济体系发生生态安全风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而言，投入使用的生产体系，在经过十多年到几十年的运行后，发生生产事故进而导致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是显著上升的，即使加强预防和更新，风险仍然很高。我国目前正在运行的经济体系，包括各种设备和设施等，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建成投产的，现在进入了跑冒滴漏的高风险期，就像行使了30万公里的汽车比新车出故障的概率高一样，我们现在经济体系的环境风险在加大。
记者：据报道，长江流域目前污染已十分严重，珠江流域、鄱阳湖等多个区域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区域环境污染存在怎样的风险？
夏光：据有关部门2011年对中部省区的调查，部分地区并未真正贯彻落实“环保优先”原则，降低了环境准入门槛，接纳了许多经济发达地区淘汰的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近几年来，国家注重区域平衡发展，大力推动欠发达地区采取集聚式发展方式加快追赶步伐，建立了很多示范区、试验区、发展带等。在此过程中，环境风险也成为新的挑战。我国目前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环保产业政策主要是针对传统产业领域，对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环境问题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环境标准和政策。
记者：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环境外交在我国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在应对生态环境的国际影响风险方面存在哪些压力？
夏光：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世界前列并且还在增加，人均排放量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产生了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压力。我国是负责任的环境大国，已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在目前排放形势下，国际社会对我国提出了更高的减排要求，这对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履行全球环境公约是我国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我国已经加入保护臭氧层、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5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任务很重。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基本不再提供履约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这对我国是新的压力和挑战。
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日益重视环境责任的识别和分担，这对我国这样的贸易大国影响很大。此外，国外废物向我国非法转移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外来物种入侵对我国的危害也在加大。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日益扩大，对外投资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成为新的国际关注点。
如何应对生态环境风险？
必须超出生态环保自身的范围，而到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中去寻找和构建对策。我们把这种新的生态环保对策称为“整体优化的环保战略”。
记者：您认为，目前存在哪些因素，影响或导致环境风险的发生？
夏光：生态环境风险会受到未来将会发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或支配，这些因素有的抑制生态环境风险发生，有的增强这些风险。
抑制生态环境风险的因素主要有：一是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一系列部署，加上我国政治动员力强，中央设定的目标都会配备相应的资源来强力推动；二是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开始发挥作用，环境保护在这些考核和问责的新制度中占有比较重的分量；三是最严的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开始实施，2013年开始实施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同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也将出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引起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目前仍在起作用，未来也将存在。一是生态环境回旋余地大大降低。我国是资源环境大国，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但目前这种能力留下的回旋余地被大大压缩；二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结构性压力还将持续。这种压力是指由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原因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三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差距大。如生态环保法律制度威力不足，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不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缺乏效率，环境执法和管理能力不敷需要，社会力量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较小，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环境经济手段还较欠缺等。
记者：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风险，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夏光：未来针对生态环境风险所采取的对策，必须超出生态环保自身的范围，而到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中去寻找和构建。这种思路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之中的“五位一体”要求。我们把这种新的生态环保对策称为“整体优化的环保战略”。
整体优化的环保战略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纳入环境保护的要求，使这些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域都向着环境友好的方向进行优化和转变，最终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增进人民福祉的目标。具体有以下几项措施：
首先，发挥我国特有的政治优势，增强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政治领导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升政治体制对环境保护的保障作用。增加环境保护在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中的权重，强化中央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环境保护问责制，加快生态环境管理的大部门体制改革，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对生态环保工作的立法、监督和问责职能。
其次，实行环境优先方针，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发展。实行从紧和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优先进行环境立法和编制发展规划。提升环境保护标准，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优先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将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对重要生态系统实行休养生息。
第三，开发民间能量，提升社会力量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使环境保护优先惠及民生，把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立法扩展并保护公众的环境权益，将公民环境权写入宪法。加大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力度，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倡导可持续消费理念，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
第四，发扬天人合一的优秀文化传统，提升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将生态价值观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执政观、政绩观。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培育公众的现代环境公益意识和环境权利意识。形成道德文化制度，提高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行动能力。
第五，逐级实现环境改善的阶段目标，不断追求环境优美的长远目标。把环境优美作为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在目前环境质量出现趋稳向好态势的基础上，重点扭转大气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加剧的局面，首先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明显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并继续强化生态环保工作，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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